2026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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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聚焦金融结构转型、宏观经济调控等议题，强调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出综合金融服务品牌，依托产业中心体系推动产业升级。中美经济关系、全球货币体系及人民币国际化成为讨论热点，人民币国际化需平衡内外需，避免过度依赖美元循环。全球能源结构、金融领域变化及中美关系影响未来格局，人民币国际化和美元全球大循环衰落趋势被提及。中国应通过高质量对外开放和共赢思维推动全球化进程，加强政策协调，深化金融改革，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经济结构优化。未来五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需关注碳达峰、城镇化、隐债清零等重要议题，把握南方国家工业化、中国企业全球化、AI场景化等机遇。
会议速览
2026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探索经济转型与投资新机遇在2026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政策制定者、顶尖学者和商界领袖齐聚上海虹口，围绕经济转型、人工智能、房地产、资本市场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度对话，旨在总结过往经验，探讨未来发展方向，共同书写强国建设新篇章。
2026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共议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2026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于上海虹口北外滩召开，聚焦经济结构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探讨金融改革、科技创新等关键议题，旨在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复苏贡献力量。会上，主办方对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等支持单位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年会的丰富议程与多元视角的分论坛。
2026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承前启后，共谋经济高质量发展在2026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与会者回顾了论坛成立以来的成就，包括其作为智库的影响力扩大和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贡献。年会聚焦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政策、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议题，旨在通过深入交流与探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论坛吸引了众多海内外首席经济学家参与，共同展望未来，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力量。
上海市委金融办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共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篇章在2026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上海市委金融办代表强调了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回顾了‘十四五’期间金融改革开放的成果，包括深化金融体系、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防范金融风险等。会议期间，表达了对首席经济学家提出的宝贵意见的感谢，并展望了‘十五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如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等，旨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2026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金融创新2026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在上海虹口北外滩召开，强调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方向，回顾了虹口区在金融与产业融合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包括资产管理规模突破8万亿元，国际知名金融机构入驻，以及金融创新平台的建立。会议展望了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发展，呼吁专家学者为区域发展提供智慧支持，同时对资本市场创纪录的16连阳进行了探讨，期待其对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积极影响。
构建中国资本市场自主理论体系的时代使命与实践路径本次分享强调了首席经济学家群体在推动市场认知、服务经济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构建中国资本市场自主理论体系是当前的重要课题。分享者回顾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成就，指出现实挑战与时代命题，呼吁加强理论研究，深入理解市场运行规律，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支撑高质量决策。同时，强调理论体系构建需植根国情，区别于西方理论，体现中国特色。分享者还介绍了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的工作进展，呼吁各界专家支持学会工作，共同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2026年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与中国系统性应对策略论坛讨论了2026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特征，指出其根源在于全球增长动能减弱、金融体系脆弱及地缘经济逻辑取代效率逻辑。中国应通过宏观增长、产业供给、制度规则和金融稳定四个层面提供确定性，以内部稳定应对外部挑战，为全球经济贡献稳定性。
中国金融结构转型：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占比变化分析讨论了中国金融结构中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发展变化，指出2025年以来间接金融增量占比下降，直接金融增量占比上升，且直接金融增长速度超过间接金融，存量中直接金融占比也有所提升。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下融资需求变化分析对话深入分析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对融资需求的影响，指出间接融资如信贷需求显著下降，尤其是居民和企业中长期信贷，而直接融资如企业债券、股权投资等需求增长迅速。政府债券发行在刺激内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直接融资的增长。
未来金融结构转型与直接融资发展对经济的影响讨论了未来积极财政政策、传统融资需求变化及资本市场发展对经济结构优化的影响，强调直接融资比重上升有助于经济转型升级、降低融资成本、减轻企业债务压力，并指出直接融资发展对深化金融改革、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性。
规模经济视角下的宏观经济与结构优化关系探讨嘉宾深入分析了规模效应对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的影响，强调了宏观经济分析中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分享了从宏观角度理解经济结构变化的独到见解。
规模经济视角下中国经济的挑战与机遇：绿色产业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融合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强调了绿色产业、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全球领先优势，同时指出需求侧的不足和下行压力。回顾了美国大萧条的历史，分析了社会保障体系和宏观调控在经济复苏中的作用。提出中国应借鉴历史经验，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合理宏观调控，促进规模经济与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绿色能源规模经济助力全球经济转型：中国绿色产业的全球贡献讨论了欧盟碳边境调节税与美国化石能源政策，强调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优势及其对全球经济的积极影响。绿色能源作为制造业，具有成本随规模扩大而降低的特性，且行业竞争性确保了全球受益。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不仅降低了全球绿色能源成本，还促进了技术进步与创新，展现了绿色转型的经济逻辑与未来潜力。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中国补贴模式与欧盟碳税政策对比对话讨论了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指出中国通过政府补贴扶持新兴产业，与欧盟的碳交易市场和碳税政策形成对比。中国模式在过去20年中证明更为成功，强调了政府补贴在促进绿色产业规模化和降低成本中的合理性与经济逻辑，认为这是对全球经济的重大贡献，并提出对未来政策的启示。
绿色转型与AI经济增长：新兴市场挑战与内需提振策略讨论了绿色转型的重要性，特别是新兴市场的碳交易市场波动性与无效性。分享了AI经济增长的多种估算方法，包括外推法和任务替代法，以及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分析了地缘经济变化对贸易结构的影响，提出外循环闭环新模式，强调内循环需求疲弱问题，归因于金融周期下行和房地产债务问题，提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提振内需的策略。
财政投放外生货币与金融周期下半场的宏观经济调控讨论了财政投放外生货币在金融周期下半场的重要性，指出直接融资虽发展，但无法替代信贷创造货币的功能。强调财政在调节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及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提出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的宏观经济调控策略。
首席经济学家分享：适时降准降息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协同作用在年会现场，一位重要嘉宾被邀请进行主题演讲，聚焦于适时降准降息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议题。演讲者拥有央行系统丰富经验，对宏观调控政策协同有独到见解，将深入探讨如何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现场观众对此次分享充满期待，认为这将为理解当前经济政策提供宝贵视角。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降准降息助力经济讨论了货币政策小步走的可能性，强调货币政策通过市场反馈间接影响经济，与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不同。提出降准降息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性，指出存款准备金率作为流动性投放工具的作用，以及央行丰富政策工具箱的举措，如买断式逆回购和公开市场卖操作，以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
降准优于降息：货币政策如何配合财政政策稳定经济讨论了降准相较于降息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更有利于支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观点，强调降准可增加商业银行资金以购买国债，配合财政政策。指出我国赤字率应提高至4%以上，广义赤字率可达8%，以促进经济增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支持保持必要财政赤字规模和支出总量。
中国货币政策：降准优于降息，引导经济向好发展讨论了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策略，强调了降准而非大幅降息的重要性，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支持实体经济，避免因利率过低引发的金融风险。指出中国消费和投资的利率弹性较低，降息对促进消费和投资效果有限，故主张逐步降息，并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科技创新和经济薄弱环节。预计未来两年内将继续适度降息和降准，配合财政政策，推动经济从底部区间逐步恢复。
优化国民收入分配与提高居民收入的策略探讨讨论了降准对宏观经济和权益资产的积极影响，强调居民收入提升对扩大内需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性，随后邀请经济学家分享优化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收入的思考与策略。
优化收入分配与提升居民收入：基于发展阶段与资源禀赋的思考讨论了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指出居民收入占比虽高但偏低，主要源于财产性收入不足；企业收入占比偏高，与国有企业及分红政策相关；政府收入占比低，影响公共服务与宏观调控能力。提出优化收入分配需结合发展阶段与资源禀赋，提高劳动报酬占比，调整产业结构，构建合理收入分配机制。
十五五规划：棋局终章，承前启后的战略意义讨论围绕十五五规划的重要性展开，从经济、产业、社会等多维度解读其作为国家发展关键期的战略意义。参与者强调了人均收入提升、产业升级、社会再平衡及科技创新等核心议题，认为未来五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应对国际挑战、深化企业出海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碳达峰、城镇化转型及隐债清零等重要目标的决胜阶段。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机遇与挑战探讨：工业化、全球化、AI场景化与消费率提升对话围绕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展开，提出南方国家工业化、中国企业的全球化、AI场景化应用及消费率提升作为关键机会。讨论中强调提高国民收入分配、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推广带薪错峰休假以促进消费，认为这些路径对于实现消费率提升至关重要。
中国新经济崛起：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未来五年对话探讨了中国未来五年的机遇与挑战，重点在于告别房地产依赖、新经济（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指出新经济已具备宏观意义，但微观体感改善不足，强调需关注科技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提出通过发展式去杠杆解决债务问题，实现资产端的优化配置。
AI发展与就业挑战：避免图灵陷阱与社会保障网络的构建讨论了AI发展对就业的影响，提出避免图灵陷阱，即技术进步应增进人的价值而非替代人，强调了提前布局社会保障网络的重要性，尤其是关注青年人和灵活就业人群的保障，同时建议加强劳动法执行以反内卷，保持就业市场稳定。
未来五年碳治理机制与绿色金融机遇挑战探讨讨论了未来五年碳治理机制的重要性，包括地方碳考核、行业管控、企业管理和项目评价等，强调碳核算的基础作用及带来的市场发展机会。同时，指出新疆和东北地区开发潜力、金融结构变化及宏观调控能力提升作为机遇与挑战，提及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对消费促进的作用。
2026年中国投资机遇：新经济、反内卷与科技自立对话围绕2026年的投资机遇展开，重点讨论了新经济领域如AI应用、科技自立（包括可控核聚变与量子科技）、以及反内卷带来的行业整合机会。专家们强调了资产证券化、国有资本杠杆化对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价格见底回升和宏观政策调整将为中上游行业带来积极影响。此外，他们还提到了消费补贴加码、基建增量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机会，以及中美对抗背景下黄金投资的潜在价值，整体展望了2026年投资市场的希望与机遇。
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发布指数与三本重磅著作，展望十五五与全球化大变局论坛发布首席指数，基于多维度经济数据，为宏观经济研判提供参考。同时，发布三本新书：《迈向十五旗帜终局》全面解读十五五框架；《全球化大变局》分析全球产业链变化及中国应对策略；《首席基金投资白皮书》收录顶级经济学家分析及优秀投资机构经验，为资产配置提供指导。
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全球政经变局与产业链重构论坛宣布推出首席咨询、沙龙、面对面及游学等新产品，旨在将顶尖经济学家智慧转化为实用决策工具。下午议程聚焦全球政经变局与产业链重构，邀请专家深入探讨，旨在通过专业智慧应对市场不确定性。
全球政经变局：美国战略转向与中国机遇讨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向，从生死之争到高低之争，影响拉美地区及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济合作。指出2026年可能成为全球动荡年，但对中国而言是崛起的机会，需智慧应对美国的干预策略。
东升西降下的全球政经变局与两超多强格局对话分析了全球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指出东升西降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崛起，尤其是中国，而美国虽军事高科技领先，但面临欧洲和日本等传统经济体的相对实力下滑。经济上，中国成为最大生产国，美国最大消费国，全球正向两超多强格局转变，多极化成为趋势，中国GDP占比提升，未来或开启伟大复兴。
全球政经变局下的中国机遇与挑战：经济博弈与科技突破对话探讨了全球多极化趋势下，金砖国家与上海组织GDP占比上升，美国与欧盟经济地位变化，以及中国在经济博弈中的主动地位。强调了科技突破、内需增长与开放政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指出贸易战促使中国外贸结构优化，科技战激发国内科技自主创新。未来资金可能更倾向于流向安全稳定的大国，中国有望成为资金流入的重点国家。
人工智能革命与国运竞争：全球变革中心的经济与地缘政治新视角对话围绕人工智能革命对经济学生产函数的颠覆性影响展开，探讨了智能替代劳动力的趋势及其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挑战。同时，分析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中美国运竞争的动态，以及这些变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强调了在超音速海啸级变革中心，中国与美国在国运较量中的实时比分变化，以及对未来经济趋势的不确定性与长期视角。
AI产业革命下半场：算力渗透与端侧生态构建探讨了AI产业革命从上半场算力资本化转向下半场算力渗透率提升的关键阶段，强调了AI与硬件深度结合形成完备产业生态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在制造业和工程优化能力上的优势，使其在AI后端构建完备生态、实现资本闭环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分析了全球资本对美元信用度下降背景下，黄金价格上涨的趋势，以及美国all in AI策略对美元支撑的影响，最终展望了中国在AI产业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国运前景。
全球化浪潮下的全球新秩序与再分工：中国定位与机遇讨论聚焦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新秩序的构建与再分工，分析了全球化秩序的基础及其变化，特别是美国与非美国家间贸易冲突的加剧。强调了货物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中的定位与机遇，指出全球化进程中人员和信息流动的局限性。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趋势下的中美角色转变及全球贸易重构对话围绕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趋势展开，深入探讨了美国在其中的角色变化，包括其关税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推动者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讨论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中美在全球化中的动力转换、以及未来全球化进程中可能的新规则制定。各方一致认为，全球化正经历重大调整，中国需在推动全球化的同时，解决顺差与逆差不平衡问题，实现共赢，而美国则需重新评估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定位与策略。
宏观经济与产业背离：中美经济关系及未来规划对话探讨了中美经济关系，强调宏观经济与产业层面的严重背离对双方态度的影响。指出美国在宏观经济运行上表现较好，但产业层面落后于中国，中国在多数工业产品产能上占全球一半以上。中国应关注规范的宏观经济指标，如名义GDP，以塑造外部环境，拓展发展空间。建议苦练内功，发挥市场优势。
AI发展与中美关系：未来五年最大变量与经济适应力中美关系未来五年的最大变量被AI模型预测为AI技术发展，其中经济适应力成为关键。讨论中提到，AI的不确定性、可能的泡沫破裂及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将考验两国的经济韧性。此外，从合作与对抗视角分析，未来可能的战略利益互换、科技战、金融战及热战的概率被评估，强调了在修昔底德陷阱中寻求战略平衡的重要性。
中美经济博弈与内需增长：科技投入与国际经贸策略讨论了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及未来博弈，指出美国面临高通胀与制造业短板，中国则需解决经济增速放缓与内需不足问题。强调科技投入与扩大内需的重要性，认为提供更大市场可增强国际经贸关系，减少对抗，增强自身在博弈中的主动权。
大国博弈下的技术封锁与资产价格波动分析对话围绕大国博弈背景下的技术封锁与自主创新展开，讨论了中美在半导体、AI等领域的竞争态势，以及中国在新能源、5G通信等领域的技术市场优势。同时，对资产价格预判聚焦于美元指数、黄金、大宗商品等，分析了供需关系、金融属性对价格的影响，提出国产替代与技术转化是未来投资主线。
备战驱动金属价格上涨与股市估值抬升的年度投资策略对话深入探讨了备战背景下金属价格的上涨趋势及股市估值的潜在提升。分析指出，供给集中于军工用途的金属最为看好，随后是用于现代战争的无人机金属，以及在军工和地产均有需求的金属。黄金因流动性驱动持续看好，但需警惕未来可能的金融危机风险。各国央行的扩表政策将推动股票市场估值上升，尤其是中国A股，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应用将稳定并促进投资增长。年度策略强调流动性对股票估值的正面影响，看好金属和股票市场两大投资方向。
美元走弱与全球资产价格趋势分析及中国通胀预期探讨讨论了美元持续走弱的原因及其对全球资产价格的影响，指出美国贸易赤字和资金流入减少是美元走弱的关键因素。同时，预测人民币将走强，并强调中国通胀改善的潜力及其对资产配置的积极影响。此外，提及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及金属市场的普遍上涨趋势，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工业化对金属需求的贡献。最后，对比了美股与A股的投资性价比，认为A股在风险加权波动率下更具吸引力。
美元体系演变与全球失衡：国际货币体系的转型影响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失衡现象，特别是美元体系的演变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从金本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牙买加体系，货币体系的转变导致了全球商品和服务流动的新格局。现代货币体系下，全球失衡成为常态，美元作为主要支付工具的角色日益凸显，对全球贸易和经济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1年美元脱钩黄金：全球贸易失衡与无限货币创造的起源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全球贸易失衡现象加剧，美国出现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这一变化源于法币体系的建立，使得国际支付工具的创造能力无限化，支持了全球化贸易的扩张。在金本位制下，贸易不平衡会被自动纠正，但法币体系打破了这一机制，导致全球失衡成为现代国际贸易体系的特征。
美元主导下的全球贸易失衡与美国逆差的深层逻辑讨论了美国24年来累计13.9万亿美元的经常账户赤字，以及全球贸易失衡的本质，即美国通过美元创造全球顺差，收取铸币税。分析了中美贸易关系的紧密性，尽管表面数据下降，但实际联系更为间接紧密。特里芬难题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构成威胁，但对当前牙买加体系影响有限，美国通过强实力维持美元信心。
美元全球大循环的衰落：美国面临的内部挑战与逆全球化策略对话探讨了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地位的未来走向，指出其衰落并非源于外部挑战，而是美国自身产业空心化及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美国尝试通过逆全球化策略应对，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后，导致美元外流减少与国内债务增加的矛盾。未来，美元全球大循环将逐步走向衰落，影响全球贸易平衡。
美元全球大循环兴衰启示：人民币国际化与外需调整讨论了美元全球大循环由盛转衰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强调人民币国际化不应以取代美元为目标，而应着眼于维护贸易稳定。提出因美国不愿承担全球需求创造责任，中国需长期调整，通过扩大内需降低对外需依赖。短期内，美国对逆全球化的态度将影响中国2026年外需走势，中国应做好外需稳中有降的准备。
人民币国际化：后疫情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分享了人民币国际化在后疫情时代的成就，包括在Swift支付排名和全球贸易融资中的提升，以及在融资方面的进展，如熊猫债券和点心债券的发行。讨论了美元主导地位可能因美国政策变化而受到冲击，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顺流与逆流，强调了低利率对人民币作为融资货币的吸引力。
美元资产风险对冲与数字货币路线之争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讨论了4月2日之后美国股债汇三杀现象背后，海外投资者对美元资产进行风险对冲的行为，及其对美元汇率的短期影响。指出美元高关税可能减少全球美元供给，短期内可能推动美元升值，但长期美元走弱趋势不变。同时，分析了全球数字货币发展路线，美国倾向于稳定币，欧洲央行坚持央行数字货币，中国则推进央行数字货币并强化私营部门支付系统。稳定币虽有潜力，但面临信用风险、铸币税丧失、金融体系冲击及地下经济利用等挑战，其未来地位仍待观察。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未来展望：机遇与挑战并存讨论了人民币国际化在2010至2015年间取得的进展及随后面临的挑战，强调了金融改革次序调整、国际投资头寸优化、产业链重构等有利因素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同时，提到了人民币强势预期、国际货币合作深化、支付系统建设等积极趋势，以及美国货币霸权地位可能带来的复杂影响，整体展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机遇与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现实目标与政策探讨讨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目标，强调不应追求取代美元成为霸主，而应确保足够市场份额以避免被欺负。提出了应对地缘政治挑战及数字货币稳定币的策略，如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与私营部门支付工具的海外应用，以及市场推动下的政策选择。
美元未来与全球货币体系：人民币国际化及汇率预测圆桌讨论聚焦美元未来趋势、全球货币体系变迁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专家预测2026-2027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可能波动，人民币短期升值空间有限，长期需依赖国内政策调整。美国经济管理模式及通胀回落速度影响美元走势，人民币升值需考虑季节性因素与中美经济竞争格局。
美元霸权地位下滑预测与全球投资趋势分析讨论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可能在十年内从58%降至40%的预测，强调了美国吸引外资对美元及美债的支撑作用。分析指出，尽管中国对外投资增加，但美国和欧洲仍为全球主要投资国，外资流入对美元地位有重要影响。
中美贸易协议与汇率调整可能性探讨讨论了4月份中美领导人会面时，汇率调整与减少中国企业投资限制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中国是否会效仿日本在广场协议后的汇率政策。分析认为，鉴于中国经济现状与日本不同，中国不太可能采取大幅升值策略，尤其是在面临通缩风险的情况下。
美元指数回落与人民币升值趋势分析对话探讨了美元指数回落的原因，包括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美联储降息、人民币国际化及美国政府高负债等，指出这些因素导致市场对美元信用产生质疑。同时，分析了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预测随着美元指数下降，人民币将呈现升值趋势，可能达到6.5甚至更高。
人民币升值预期与美元地位下滑趋势分析对话中讨论了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预测2026年人民币将升值，市场预期峰值在6.8左右。同时，分析了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下滑趋势，虽然短期内美元占比下降至50%以下的可能性较小，但长期看美元重要性确实在减弱，为人民币、欧元等货币提供了上升空间。
人民币升值预测与未来货币体系展望讨论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测逻辑，基于美元高估与人民币低估的现状，提出长期人民币缓慢升值的路径，强调高质量发展下汇率调整的可管理性。同时，展望未来货币体系，强调汇率调整作为经济不平衡调整机制的重要性，以及高质量发展对汇率敏感性降低的影响。
美元储备体系渐进式变革与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探讨讨论了美元储备体系面临的挑战及全球货币体系的变革趋势，指出人民币资产作为非传统法币体系外的选择，其吸引力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的改善。强调了中国在金融科技和市场互联互通方面取得的进步，尤其是大陆与香港市场的连接，为新经济领域企业提供了融资渠道。同时，分析了在美元体系下滑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需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方能提升其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全球化视角下的经济预测与美元避险属性探讨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预测的重要性，特别是从个人经历和国际视角分析经济问题的价值。强调了美国经济的强大与挑战并存，以及美元在不确定性下的避险角色。提到了学术研究对货币避险属性的新解释，以及全球资产配置中考虑的多元化因素，如技术、人口结构等。最后，呼吁对经济现象进行前瞻性分析，而非事后解释。
中美经贸关系与未来行业展望：产业链竞争力与科技发展对话讨论了中美四月份会谈的预判，认为中美关系有其锚定，即产业链方面的互赖性，使得硬脱钩得不偿失。此外，提到了十五五规划建议稿中科技与消费的平衡策略，以及对高科技行业如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的看好。最后，讨论转向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展望，强调了科技发展在经济中的重要性。
人民币国际化与美元霸权挑战：未来趋势展望讨论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持续性，分析了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增长潜力，提出人民币可能成为前三大支付货币之一。同时，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投融资短板问题，建议建立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以加速国际化步伐，强调了上海作为潜在中心的重要性。
全球货币体系变革与政策协调的挑战与机遇讨论了全球货币体系未来的发展方向，强调了央行储备多元化的重要性，特别是黄金储备的增加空间。提及了发展中国家对多元化资产的兴趣与欧美客户相比的谨慎态度。指出美国市场深度和广度的优势，以及金融工具在资源重新分配中的作用。表达了对主要经济体间政策协调的悲观态度，同时探讨了各国货币如何通过开发和延展自身深度与广度来影响未来货币体系的可能性。
人民币汇率争议与未来升值预期：政策协调与市场期待对话围绕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展开讨论，涉及贸易顺差、外资流动及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与会者认为，人民币温和升值有利于中国经济，但需避免大幅波动以保护出口竞争力。政策制定者被期待通过需求侧政策解决内卷和地产问题，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促进资本双向流动。
要点回答
Q：粤开证券如何通过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粤开证券的综合金融服务品牌“粤管家”有何特色？
A：粤开证券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展六个党建加行动，通过高质量党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粤管家”是粤开证券推出的以陪伴式服务为特色的综合金融服务品牌，提供财富管理、研究咨询等一站式服务，旨在满足客户需求。
Q：虹口地区有哪些独特之处？
A：虹口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活力，如北外滩区域正经历进化与创新，拥有美丽的滨江步道，是一个融合过去与未来的繁华之地。
Q：在当前复杂国际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A：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经济步入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科技革命加速产业重构，人工智能重塑全球竞争格局，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Q：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主要功能和成就有哪些？
A：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自2012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12届，汇聚顶尖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形成独特的研究网络和影响力体系，向中央提交众多内参报告，多次参与国务院参事室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成为连接市场声音与政策制定的重要桥梁。
Q：上海虹口北外滩的地理位置和举办活动的意义是什么？
A：上海虹口北外滩是本次论坛举办地，这里地理位置优越，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繁华区域。论坛在此召开不仅体现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注，也预示着中国经济新的发展趋势和机遇。
Q：本次2026年会的主题及主要内容是什么？
A：2026年会以“旗帜终局，承前启后，建设强国”为主题，聚焦金融结构转型、宏观经济调控、全球秩序重构以及资本市场提质增效等议题，邀请国内外首席经济学家共同探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选择。
Q：论坛主办方粤开证券有哪些特色和目标？
A：粤开证券致力于提供财富管理、研究咨询等综合金融服务，并以客户为中心，专业为本，创新为向，力求成为客户信赖的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
Q：在企业走出去方面，我们将如何优化金融服务以支持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以及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
A：我们将通过优化金融服务，特别是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以及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来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生产力的提升。
Q：论坛今年的参与情况如何？
A：今年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报名参与人数非常踊跃，大约有近7000名一线洞见者和思考者报名参加。
Q：本次年会的主题是什么？
A：本次年会的主题是“承前启后，建设强国”，旨在探讨如何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前瞻性、建设性的思路。
Q：虹口区副区长陈帅先生将如何在年会上致辞？
A：陈帅副区长将代表虹口区人民政府，在年会上发表致辞，介绍虹口区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核心承载区的发展成果，并期待各位嘉宾围绕论坛主题献言献策，共同推动区域发展。
Q：对于虹口区在金融与产业融合方面取得的成果有何评价？
A：虹口区在金融与产业融合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已成为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核心承载区，集聚了众多金融机构，资产管理规模庞大，且金融创新活跃，多个全国第一的平台落户于此。
Q：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秘书长魏刚先生在致辞中提出了哪些观点？
A：魏刚先生认为构建中国资本市场自主理论体系是时代课题，并强调必须植根国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出发，深化对资本市场功能、运行特点及规律的研究，以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Q：2025年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什么？这三大结构性根源具体是什么？
A：2025年的世界经济主要特点表现为：第一，增长成为常态，但增长逻辑尚未断裂。第二，2026年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将主要来自三大结构性根源，包括全球增长动能长期走弱且不均衡、全球金融体系处于低容错状态以及地缘经济逻辑取代效率逻辑。第一大结构性根源是全球增长动能长期走弱并高度不均衡，发达经济体受人口老龄化和投资回报率下行影响，新兴经济体面临债务约束和发展空间压缩问题，且这种低增长呈现高度分化态势，加大了全球体系协调难度。第二大结构性根源是全球金融体系处于低容错状态，在高利率、高债务和高不确定性叠加下，缓冲空间明显收窄，风险更可能表现为局部爆发并跨市场传导。第三大结构性根源是地缘经济逻辑取代效率逻辑，某些国家将贸易、投资、科技和金融系统性地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导致全球经济运行从效率优先转向泛安全导向，形成成本更高、效率更低、碎片化程度更高的全球化模式。
Q：在中国应对不确定的世界中如何提供确定性？
A：中国应通过预判一切风险，保持自身的稳定发展以提供稀缺的稳定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个必须，本质上是一套以内部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系统方案。在宏观层面提供增长确定性，通过扩大内需、优化投资结构、培育新质生产力来保持中高速、可持续、可预期的增长路径；在产业层面提供供给确定性，依靠完整的工业体系、持续迭代的技术能力和规模化应用场景为全球提供稳定和可复制的供给能力；在制度层面提供规则确定性，通过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推动区域和多边合作，降低制度摩擦成本；在金融层面提供稳定锚，通过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区域金融合作和金融监管协调，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更多元的风险缓释选择。
Q：当前中国金融结构正在发生哪些重要的历史性转折？
A：当前中国金融结构正在发生的历史性转折主要体现在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发展关系上。过去几年来，间接金融增量占比逐渐下降，而直接金融增量占比上升，尤其是企业部门直接融资增长表现较好。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信贷需求明显下降，而直接融资需求保持较快增长。这反映出中国经济结构深度发生变化，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直接融资的需求增加，同时政府发债融资也在本轮直接融资快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Q：对于未来中国金融结构的变化趋势怎么看？
A：未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持续并可能更加积极有为，尤其是在国际环境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内部稳定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未来几年乃至更长时期内，财政方面对市场的融资需求将持续保持较大规模，不会出现明显收缩。
Q：在2026年之后的几年，传统领域的融资需求会如何变化？
A：在2026年之后的几年，传统领域的总体状况预计会保持平稳并有所改善，传统的融资需求可能会比2025年有所增长。但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房地产行业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产生巨大的融资需求。居民部门和房企的融资需求可能会有所反弹，但不会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信贷增速在2026年可能会有所反弹，但仍难以超过7%的增长。
Q：社融增长情况以及间接融资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
A：社融预计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增长，直接融资可能达到12%左右的增长，表明传统的间接融资方式推动的融资规模可能会出现小幅反弹，但难以回到过去动辄12%至13%的增速。
Q：资本市场发展的变化对未来有何影响？
A：未来资本市场的发展最为重要，实体经济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会产生持续对资本市场的需求，尤其是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增长需求。2024年政策发生转折性变化，2025年中国股票市场平稳恢复，预计2026年将继续推进这一趋势。股市中新一批高新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引领作用以及政策对股票市场的空前支持，加上房地产行业资金流出和流动性保持宽松，都将有助于未来股票市场持续向好。
Q：金融结构优化对经济有何积极影响？
A：金融结构优化，直接融资比重超过一半的趋势对经济有诸多好处，包括但不限于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中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减轻企业债务压力、提升资金配置效率与经济金融韧性、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和拓宽财富增值路径等。
Q：直接融资长期发展如何解决债务问题和杠杆问题？
A：随着直接融资的长期持续快速发展，其增长速度将快于间接融资，从而有效缓解当前的债务问题、杠杆问题以及M2增速过高等状况，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Q：规模经济如何影响中国宏观经济？
A：从规模经济视角看，中国当前面临冰火两重天的挑战，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但国内需求疲软。经济增长依赖于规模经济带来的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中国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显著，同时绿色产业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规模经济也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比如通过政府补贴扶持新兴产业，降低绿色能源的成本，促进全球绿色转型。补贴和碳税边境调节机制是推动绿色产业发展的两种模式，而中国模式在过去的20年里显示出了更高的成功性。
Q：绿色转型中，您认为规模绿色新兴产业发展和政府扶持，特别是在新兴市场碳税与碳交易市场的作用是什么？Philip gain教授如何看待A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有哪些估算方法？
A：我认为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规模绿色新兴产业发展，政府的支持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新兴市场，碳税相对较为温和，而碳交易市场由于价格波动大，被视为一个无效机制。关于人工智能领域，尽管存在争议，但其规模经济和定律问题明显，目前关于人工智能是否为泡沫的讨论也在进行中。Philip gain教授通过外推法和task based approach来估算A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外推法参照电力、电信等IT革命的历史，预计到2024年AI将带来全球经济增长0.8到1.3个百分点每年。而task based approach则关注AI替代人类行为的特定环节，预计带来的增长幅度较低，为0.08到1.24个百分点。
Q：中央研究院发布的AI经济学报告中，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如何估算的？
A：中央研究院2024年发布的AI经济学报告采用了类似s m o g a的方法，但更多考虑了成本下降和AI能力未来的提升，估算认为对中国而言，AI未来可能带来年均0.8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
Q：新形势下的供给需求侧挑战，尤其是地缘经济变化如何影响国际贸易格局？
A：从2019到2024年，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其从中国进口份额显著下降，而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如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的进口份额则有所增加。这表明地缘经济变化促使我国贸易伙伴从西方转向一带一路地区，形成了一种新的外循环闭环模式，即出口不再是消费品，而是更多投资品，形成股权而非债权资产。
Q：当前内循环中需求疲弱的原因是什么，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应如何协同发挥作用？
A：当前内循环需求疲弱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周期下行，房地产债务问题导致企业和个人倾向于还债而非投资消费。此外，间接融资为主的方式使得银行信贷在经济下行时难以形成贷款需求的闭环。因此，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非常重要，财政投放外生货币以及调整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安排能有效提振内需。
Q：财政投放外生货币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A：财政投放外生货币的重要性在于，银行信贷除了融资功能外，还能创造货币提供流动性资产，这是直接融资无法实现的。特别是在当前从直接融资转向间接融资的过程中，财政扩张能确保货币供给的增加，从而增强经济活力。
Q：社会保障体系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如何？
A：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降低收入激励系数方面作用有限，特别是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因此，提升低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促进共同富裕和缩小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这同样需要财政政策的积极参与和调节。
Q：货币政策如何配合财政政策，能否从债券发行和央行流动性投放的关系来看？
A：当前，金融债券与央行流动性投放的净发行额基本是同步的。政府证券净投放规模与央行流动性投放规模相吻合，但在2024年是一个特殊情况，因为债券收益率下降导致了金融危机担忧，央行因此减少了流动性投放。
Q：对于中国财政赤字率的看法是怎样的？
A：十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我国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4%甚至更高，因为当时的警戒线是3%，而这个3%的警戒线并无经济依据，是欧盟成立时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的。根据最新数据预测，如果我们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和特别国债等因素，广义赤字率可能高达8%以上，所以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适当提高赤字率有助于稳定经济。
Q：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财政政策有什么要求？
A：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预计2020年财政赤字率不会减弱，并将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基调。
Q：为什么我国金融部门倾向于降准而非大幅降息？
A：金融部门需要在支持实体经济和保持自身健康性之间取得平衡，尤其是房地产已成较大风险，若金融部门出现问题，将对整个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此外，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高度关注银行业风险，因此采取了逐步降准的方式，而非大幅降息，以确保金融体系稳定。
Q：我国不具备持续大幅降息基础的原因是什么？我国为何不倾向于大幅降息？
A：主要原因包括消费和投资对利率弹性较低，降息难以有效促进消费和投资增加；同时，商业银行的息差收窄，大幅降息会加大净息差压力，影响金融机构健康运行。另外，我国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空间较大，相较于美国已没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具备进一步降准的空间。因为我国消费和投资对利率的弹性较低，降息可能不会显著提升消费和投资，反而可能导致存款转移到理财、股市等渠道，而不是直接刺激消费和投资。此外，考虑到经济周期、物价水平、汇率因素以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我国选择缓慢稳步地降息，同时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来优化信贷结构，支持科技创新和经济薄弱环节。
Q：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您认为提高居民收入的关键在于何处？
A：提高居民收入的关键在于优化收入分配，特别是解决消费不振的根本问题，这与消费能力、消费意愿以及供给对消费的适配性这三个方面有关。其中，消费能力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消费意愿则与公共资源及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相关，而供给与消费的适配性则与企业部门的市场准入和产权保护相关。
Q：在新动能转换时期，为何要注意就业和收入的分化问题？
A：在新旧动能转换期，随着科技发展带动生产力水平和供给能力大幅上升，但新动能主要表现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这意味着部分劳动者无法融入到新技术发展浪潮中，导致就业和收入出现分化，进一步加剧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问题。
Q：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A：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特点是，居民部门在三大部门（居民、企业和政府）中的收入占比最高，但在国际比较中，中国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呈现中等偏低水平。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在中国相对较高，但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中等略偏低水平。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是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低于美国等经济体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利息收入和股权收入的比重有待进一步提高。
Q：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占比的变化情况如何？对于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收入分配状况，您有何见解？
A：自2008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有所提高，从16年的数据看，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上升了五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农民工荒问题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年龄人口见顶回落使得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有所提升。中国企业部门收入占比在国际上属于偏高，这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国有企业在逆周期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关，同时国有企业的分红比例和上缴财政的比例也有待提高。而政府部门收入占比相对偏低，这与中国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房地产调整导致相关税收下行等因素有关。
Q：2025年政府收入分配的低级区比例会如何变化，是否是个好事？
A：预计2025年该比例会进一步下降，这表明宏观税负降低有助于减轻居民和企业负担，但并非越低越好。因为持续降低宏观税务水平可能导致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能力受限，可能出现收入下行、支出刚性带来的赤字或专项债增加。因此，应理性看待政府低级区状况，并保持合理的宏观税率。
Q：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规模及占比情况如何，其对收入分配调节能力有限吗？
A：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规模为1.4万亿，占税收收入比重只有8%，在22万亿财政收入中占比极低。由于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群较小，以几千万计，去调节14亿人口的收入分配能力有限。若继续提高免征额，可能导致纳税人群越来越少，直接税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将进一步下降。
Q：直接税占比偏低的原因及财产税构建的重要性是什么？
A：我国直接税占比偏低，除了个人所得税外，财产税也偏低，尤其是遗产与赠与税还未正式纳入议程。财产税的构建对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至关重要。
Q：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哪些基本特点？
A：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四个基本特点：居民收入占比最大；居民收入相对偏低，主要源于财产性收入偏低；企业收入偏高；政府收入偏低。
Q：决定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A：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受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的影响，例如过去供给短缺时期，制度设计倾向于资本以增加供给，而在当前需求不足阶段，则需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
Q：产业结构如何影响收入分配格局？
A：产业结构决定了收入分配格局，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农业和服务业将提高居民报酬占比，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工业则可能导致企业收入占比上升，呈现U型变化。
Q：全球收入分配格局有哪些类型，并探讨如何优化我国的收入分配？
A：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是英美模式（居民收入高，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日韩模式（企业收入高，财团经济），以及挪威和芬兰模式（政府收入高，高福利）。优化我国收入分配的核心在于寻求民生福利、企业供给能力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之间的平衡，而非单一占比的无限扩张。
Q：如何通过机制让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让利？
A：建议通过以下抓手实现让利：一是以国有企业为切入点，大幅提高上缴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二是以上市公司为重点，鼓励分红和股权激励以增加居民财产收入；三是健全工资增长长效机制，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四是研究探索中央财政出资设立城乡居民增收专项引导基金，对企业的涨薪给予适当补贴；五是调整财政资金分配路径，如涨在职控退休等；六是逐步缩小对不同群体养老金补贴力度；七是加强实物再分配，加大教育等领域的投资力度。
Q：对于个人所得税改革方向有何建议？
A：个人所得税改革应从基本扣除额转向附加扣除，比如考虑配偶未工作的赡养扣除等，并逐步从分类征收转向综合征收。同时，完善财产收入制度，研究遗产和赠与税，增强直接税的调节功能，进一步加大实物再分配力度。
Q：在你们的视角来看，如何解读我国“十四五”这五年的重要性和在国家未来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的阶段性作用？
A：从两个角度谈一下。首先，从人均收入角度看，如果保持平稳增长，我们有望进一步接近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挑战“中等收入陷阱”的叙事。其次，从产业角度看，“十四五”期间我们处于技术革命前沿，如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追赶，这将对产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Q：“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A：时间意义上看，“十四五”处于前一个100年完成小康社会后的新阶段，面临新的机遇和矛盾，并为实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基础。空间意义上讲，它是再平衡的过程，旨在重塑供给曲线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强调重视人的作用，提升消费和投资效率来塑造更好的需求曲线。
Q：对于“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性有哪些具体表现？
A：“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性体现在七个方面：碳达峰拐点期、城镇化转折期、隐债清零决胜期、反内卷新时期、企业出海深化期、科技创新加速期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相持期。
Q：从外资角度看，“十四五”对中国有何重要意义？
A：过去一年是关于中国叙事的转折之年，海外投资者对中国投资态度从过去的不可投资论转变为现在视中国资产为不可回避的投资选择。过去五年通过五年计划稳步实现战略目标，使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周期性政策有了更深刻理解，对长期规划的关注度增加。
Q：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中美对抗等方面有哪些机遇和挑战？
A：机遇方面包括南方国家工业化（如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需求增长）、中国企业全球化（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AI场景化（下游应用空间打开）以及消费率提升（优化收入分配、改善消费基础设施、落实带薪错峰休假以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挑战则主要在于如何体面地告别过去依赖房地产等传统动力的增长模式，面对债务周期调整带来的问题。
Q：在债务周期和未来发展方面，您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核心在哪里？如何解决AI发展可能带来的就业冲击问题？
A：我认为中国看似债务问题的表面下，其实核心是资产的问题。我们需要关注在资产端进行划债和重组。解决办法有三点：一是拥抱AI和技术进步，同时避免过度依赖导致人的价值被替代；二是提前布局社会保障网络，关注不同群体如青年人、中年人等的就业保障；三是反内卷，提高劳动效率，稳定就业岗位，加强劳动法执行。
Q：您如何评价中国资产重估这一过程，以及它对未来的影响？
A：从去年前年的924开始，中国权益资产已重估接近35万亿，但房地产等领域的重估仍在进行中。这个风险出清的过程在未来五年非常关键，并将带来供需变化、内需与外需平衡以及资产与负债平衡等方面的调整。
Q：对于未来人工智能和新经济的发展，您有何看法？
A：人工智能和新经济是资本市场压倒性的主题，从大国博弈到新旧动能转换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目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进步，如模型表现良好、训练成本和算力需求相对较低，以及AI芯片自给率提高，显示了与美国差距的收窄趋势。预计未来全球可能只有中美两国是新经济的主要中心。
Q：新经济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有何影响？
A：新经济的发展已经具有宏观意义，例如去年AI相关资本开支带来的GDP增长贡献达到0.4个点，且其规模已超过房地产对经济的直接和间接贡献。这改变了市场和宏观对中国增长的认知。
Q：新经济崛起是否对微观就业市场产生负面影响？
A：尽管新经济快速发展，但在微观层面似乎并未明显改善居民信心和就业预期。实际上，大量岗位同时在消失和新增，导致就业市场的不稳定。因此，我们需要关注新经济崛起对宏观和微观的不同意义，既要拥抱AI和新经济，又要避免“图灵陷阱”，防止人的价值因技术进步而断崖式下跌。
Q：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下，未来五年有哪些机遇和挑战？
A：未来五年将逐步建立六大碳治理机制（六碳机制），包括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等。碳核算的准确性和相关市场（碳市场和电力市场）的发展是重要机遇。同时，国土空间开发潜力（如新疆和东北振兴）、金融结构变化（如上海金融中心的挑战）、以及宏观调控能力提升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是需要关注的方面。
Q：2026年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有何变化？
A：2026年，国家提出了优化重大项目落地措施，并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今年投资要止跌回稳。去年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收缩在经济大省，政策性金融工具主要用于这些地区，预计开春三月份会有大量项目开工，这将给上下游产业链带来明显影响。如果固定资产投资能够修复，将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Q：2026年在反内卷方面有何新政策？
A：202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PPI数据连续第五个月环比告别负增长，这为政策加码反内卷提供了想象空间。如果反内卷持续推进，一些行业如建筑、新能源、汽车、计算机、电子等的价格可能会出现见底回升的过程。
Q：2026年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投资逻辑或产业方向？
A：关注AI在中国的应用发展，因为它有丰富的应用场景；科技创新领域的突破，尤其是与VC和科技股相关的投资机会；科技自立和基础研究，如可控核聚变和量子科技；大金融领域，尤其是在资产管理时代如何进行有效管理；以及周期性行业估值的再平衡。
Q：对于旧经济和新经济的投资看法是怎样的？
A：市场目前认为旧经济板块足够便宜且价值凸显，但基本面拐点还未到来。在新经济与旧经济之间，普遍观点是在未看到旧经济复苏前仍倾向于拥抱新经济。但在参与新经济主题时，应更多关注科技治理，包括技术突破带来的伦理、安全等问题，并将其纳入投资框架。
Q：未来五年及2026年有哪些投资机会？
A：机会主要包括反内卷带来的并购与产业整合、出海漂亮50、科创对应VC和科技股、资产盘活对应的REITs或类REITs投资，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黄金机会。
Q：对2026年有哪些具体的投资展望？
A：2026年将围绕消费领域加大补贴力度，同时基建方面预计会有增量投资。此外，还关注制造业2025计划的实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机会等。
Q：关于指数和新书发布的介绍？
A：发布了首席指数，该指数基于多维度经济数据编制，为宏观经济研判提供参考。同时发布了《迈向十五五——全球化大变局》系列书籍，包括全面解读十五五框架的书籍以及应对全球化变局的策略分析，为政策制定者、市场从业者和社会各类读者提供深度洞见。
Q：首席论坛将来会推出哪些新产品？首席论坛的产品主要有哪些内容？
A：首席论坛将来会推出一系列新产品，包括首席咨询、首席沙龙、首席面对面、首席游学等。首席论坛的产品主要包括三类核心内容：一是每月一期的首席核心观点，梳理上百位首席经济学家的研究判断，帮助把握宏观趋势和政策动态；二是年度发布的基金投资白皮书和其他财经著作；三是月度更新的首席在线思想会，通过直播形式邀请首席经济学家围绕热点议题展开解读和对话。
Q：如何获取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提供的专业资讯和服务？
A：所有内容都将打包在会员权益中，并在微信、抖音等平台的内容账号的商品橱窗订阅。此外，午餐后大家需回到主会场准备下午的会议。
Q：下午场会议将聚焦哪些议题？全球政经变局的主要变化是什么？
A：下午场会议将聚焦全球政经变局与产业链重构、货币体系变革等核心议题，并特别关注地缘政治相关话题。美国的战略转移是全球政经变局的关键部分，表现为从冷战时期以来的最大战略收缩，转向强调拉美是其势力范围，并采取交易性外交政策，而非过去的价值观外交。这预示着未来中美竞争将从生死之争转向高低之争，特别是在拉美地区，美国可能会加大干预力度，如加强对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压力，同时试图阻止其他国家在该区域的势力渗透。
Q：美国当前的安全战略及其对全球的影响是什么？
A：美国当前推行“美国优先”战略，减少海外军事承诺，并通过签署备忘录退出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未来可能进一步推行颠覆政权、兼并领土等行动，加强对其他国家资源的掠夺，并不允许域外势力干扰其半球利益，这对包括中国和拉美在内的全球各国产生较大影响。
Q：当前国际格局呈现出怎样的态势？
A：当前国际格局正从“一超多强”转变为“两超多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崛起，美国军事、高科技和货币霸权优势依然明显。然而，随着西方国家右翼势力崛起，国际力量发生根本性变化，东升西降的历史性转折逐渐显现，未来可能出现中美两国共立，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以及全球南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多极格局。
Q：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当前全球政经变局中，美国增加军费预算对全球军备竞赛的影响是什么？在全球经济博弈方面，当前力量对比有哪些变化？
A：美国2027年将预算提升到1.5万亿美元后，可能会在2026年引发全球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特别是对欧洲力量相对下降的情况下。经济霸权正在重构，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GDP占比明显上升，而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则下降较快。美国GDP占比一直保持在四分之一左右，但特朗普政策导致其全球影响力下降。
Q：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是什么？
A：美国认为通过提高关税可以有效对冲其逆差问题，他们觉得之前关税水平过低，随着经济形势变化，尤其是需要减少对盟友的依赖，所以采取了扣动扳机的行动。
Q：在中美经贸关系中，中国有哪些优势地位？
A：中国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尤其在中重稀土方面对军工有重要作用，因此可能是唯一能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国家。
Q：我国五年规划中有哪些重要表述和变化？
A：规划中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并将科技与开放作为核心内容，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提升居民消费率，以及采取超常规手段突破科技瓶颈。
Q：对于中国而言，内需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A：内需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极端情况下，像俄罗斯那样能够自我循环的经济体更显强大。中国正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以增强自身的内需和自我循环能力。
Q：科技在当前国际竞争中的角色如何？
A：科技成为大国轮替的关键因素，科技中心转移周期约为80至100年。目前，中国的科技发展已对美国构成挑战，这使得科技领域的突破对于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Q：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如何？
A：尽管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占比持续下降，但中国的贸易总额仍在上升，结构发生了变化，贸易战、科技战反而促进了中国贸易多元化及商品结构高端化。
Q：未来资金流向可能有何变化？
A：预计未来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可能会重新调整，流入中国等安全国家和大国的力度会越来越大，尤其在2026年小国会面临压力时，资金对二级市场的支撑作用将更为明显。
Q：人工智能革命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是什么？
A：人工智能革命正在颠覆经济学的传统生产函数，大量劳动力将被智能替代，这使得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模型面临失效，未来的世界将进入一个由宏大叙事和G2国运竞争主导的新阶段。
Q：你判断一下今年股市能涨多少点？
A：真不好拍，我一般回答“贝叶斯”（看中美比赛国运比分牌实时变化），虽然坚信长期东风压倒西风，但短期预测不确定。
Q：对于当前股市形势，你能给出一个具体的预测吗？
A：我不清楚具体能涨到多少点，只能边走边看，因为比赛进程中的形势实时动态变化。
Q：AI产业革命的关注点是什么？
A：关注点在于算力供应端的转变，以及如何将累积的技术势能转变为商业逻辑，形成完备的产业生态，让前端投入的资本能够回收并形成经济闭环。
Q：AI竞争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A：核心要素是电能和制造能力，谁能拥有这两样并完成AI产业革命的使命，谁就能笑到最后。
Q：当前全球大类资产表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什么？
A：最引人注目的是黄金价格上涨了70%，达到4500美元/盎司，这反映了全球资本对美元信用体系的信任度出现问题。
Q：美元没有垮掉的原因是什么？
A：美元之所以没垮掉，是因为美国将全部国运和黄金信用押注于AI领域，通过科创AI链的市值增长支撑了美元的信用地位。
Q：完成科创AI产业革命最终使命的责任人是谁？
A：美国人可能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因为缺乏制造业。而这一重任落在了东方大国（中国）身上，中国将在AI的端侧建立强大的完备产业生态，让前端投入的资本循环起来形成闭环。
Q：中国在科创AI产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A：中国将开源的大模型基座和生态装入各式物廉价美的硬件外设中，以此推动AI的渗透率，并通过场景和数据不断优化AI，进而带动数字资产和新的信用扩张周期。
Q：全球化过去30年的秩序是建立在怎样的前提基础之上？其中哪些是不可逆转的，并被打破了？
A：全球化过去30年的秩序主要建立在货物自由流动、资金自由流动、人员自由流动和信息自由流动这四个方面。但实际上，在这几十年间，真正实现自由流动的主要是货物贸易和资金流动。人员自由流动从未实现过，而信息自由流动也存在很多国家选择隔离的情况。战后体系中的一些美好安排，如GATT到WTO管理货物贸易，IMF平衡国际收支以及世界银行提供金融支持等，在当前全球化进程中作用有限。真正的推动力来自货物贸易的零关税和资本项目的开放。
Q：美国如何影响了全球化的变化？
A：美国是近期全球化变化中的关键角色。自2018年以来，美国在贸易领域采取了冲突策略，与其他非美国家形成对比。过去，美国作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之一，但现在其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不仅自身成为全球关税税率最高的国家，而且通过加征关税实现了财政增收。这表明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结构性角色发生了转变。
Q：中国在全球化未来的角色以及如何解决全球化中的逆差问题？
A：中国是全球化深度参与者，但在很长时间内并非全球化第一推动者。面对逆全球化挑战，中国需要思考如何让大多数国家仍能从全球化中获益，并解决顺差与逆差失衡的问题。高质量的对外开放策略，包括与当地投资者合资合作、扩大进口等共赢模式，有助于维持全球化贸易总量的增长，避免走向悲观方向。
Q：过去十年中国的贸易条件，特别是进口下滑，带来了什么现象？
A：进口的快速下滑表明中国竞争优势显著提高，现在中国在所有产业、领域和对所有国家都形成了优势，不再依赖国外任何东西。
Q：推动全球化的动力是什么？未来全球化是否还在继续？
A：全球化早期的动力主要来自于1990年后中美两国的推动。然而，到2008年后，这一趋势发生变化，美国由于贸易逆差、财政赤字等问题开始去杠杆，家庭部门债务率显著降低，不愿再承担全球化主导角色。此外，政治层面的安全逻辑日益重要，使得全球化失去一个重要动力。预计全球化已经持续了20年，并可能在未来10到20年内保持这一趋势。
Q：全球化建立的三大基石是什么？现在它们发生了哪些变化？
A：全球化建立在三大基石之上：美国提供公共安全品并成为规则制定者和受益者；WTO的全球贸易规则体系，中国也是其受益者之一；全球资本、人力和技术自由流动。但现在，投资角度已不得不加入地域安全考量，全球能源结构可能发生重大变化，金融领域美国的霸主地位也可能走向多元化，这些趋势难以避免。
Q：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心转向西半球，是否意味着新殖民思维的兴起或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基石？
A：从投资角度看，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反映了其意图重塑能源矿产和金融控制力，表现出防守型霸权战略，甚至不惜采取突击战。这可能导致全球能源结构变化和金融领域控制权的再分配，美元霸主地位也可能逐渐走向多元化。
Q：美国是否会对格林兰岛采取军事或经济上的行动？
A：美国对委内瑞拉等国家的行动表明其战略聚焦和决心，对于格林兰岛是否会采取类似行动存在讨论。但从战略角度来看，美国的战略重心回归可能是防御性的，并非收缩，而是围绕能源和科技领域的战略聚焦，但这也会解决美元和美债信用问题，长远看可能对黄金和数字货币产生冲击。
Q：美国战略聚焦转移到欧洲，如格林兰岛等，这种转移最终能否成功，能否让美国制造业再次崛起或获取大量资源禀赋？
A：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向反映了对国家安全的根本性判断转变，而非简单的战略收缩或转移。虽然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做法可能看似有利于制造业回流和资源获取，但欧洲视角下的这种战略转移能否成功，以及是否能实现美国制造业的真正崛起，仍存在不确定性。
Q：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如何？
A：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被放在了前所未有的最高位置，认为当前美国最大的不安全感源自经济不够安全，包括能源和制造业的不安全感。这种对经济不安全感的关注影响了其军事实力和整体国家安全，并导致战略重心转向强化经济安全性，相应地淡化了其他方面，如价值观协调和与盟友的关系。
Q：欧洲对美国这种转变有何反应？
A：欧洲感到非常不适，因为原本认为与美国有共同价值观，但现在美国不仅在价值观上干预欧洲，还从经济角度进行干预。这让欧洲在态度上感到尴尬。
Q：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何不同看法？
A：在美国国内，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存在不同看法。尽管川普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扩张和战略聚焦的行动，但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如何处理这些政策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有不同的意见。
Q：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模式是什么样的？
A：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模式表现为一旦开始某个行动，如关税战、委内瑞拉事务等，通常会持续推行直至目标达成，且很少遇到有效抵抗。他擅长利用社交媒体宣传成果，并通过实际行动实现财政收入和调整贸易逆差的目的。
Q：对于未来五年的中美关系走势，有哪些关键变量可能会影响中美关系？
A：关键变量包括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尤其是当期的GDP增速、通胀、就业率以及国际收支等指标。此外，产业层面的比较优势也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规范的宏观经济政策运用，这将决定中美两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博弈中的地位。同时，AI技术的发展及其对两国经济的影响将是未来五年内最具决定性因素之一。
Q：AI在未来五年内对中美关系有何重大影响？
A：AI将成为未来五年内影响中美关系最为重要的变量，因为它将决定两国在竞争过程中的优势地位。虽然AI技术发展迅速，但在未来五年内的具体发展程度具有不确定性，包括是否存在局部或全面泡沫破裂的风险，以及这种波动将如何影响各国经济和就业市场。
Q：特朗普是否有可能与超级大国打热战，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意图是什么？
A：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他不会轻易与超级大国打热战，但高市早苗等日本政界人物可能试图推动日本军事再发展，摆脱对美国的军事控制，并加大与中国的摩擦力。不过总体来看，未来五年内热战的概率不大。
Q：中美之间未来的博弈态势如何？
A：中美之间的博弈可能会进入深水区，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并受到外部国家政治影响。两国在总量宏观经济和结构科技方面存在竞争，例如美国面临高通胀困扰，而中国在生产端具有优势，但在内需、民营经济增速等方面存在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以保持经济健康状态并占据主动。
Q：中美两国如何解决自身经济问题？
A：对于美国而言，需要解决高通胀问题，减少制造业短板；对中国而言，要关注供给侧改革，解决经济增速特别是民营经济增速探底、物价低迷、社会预期不稳定等问题。
Q：扩大内需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
A：扩大内需不仅有助于提升国内消费和投资，还能通过增加进口让其他国家从中国赚取利润，从而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扩大全球朋友圈，增大在国际经贸斗争中的胜算。
Q：对于科技投入和自主创新的看法是什么？
A：在未来五年，技术封锁与自主创新将呈现动态博弈，两国会在有限合作范围内加剧竞争。中国在半导体等领域取得显著进步，正努力补足短板并追赶美国长项。
Q：对资产价格预判及大国博弈的影响有哪些？
A：预计2026年资本市场（包括A股和港股）将有较大机会，尤其是上半年。在资产价格方面，不确定性与波动性增加。投资主线应聚焦国产替代和自主创新，尤其是新能源、电池、光伏组件、5G通信等产业。此外，基本金属和稀有金属因其在备战中的需求增长而被看好，黄金也因安全逻辑而有上涨潜力，但需要注意流动性驱动及地缘政治变化带来的风险。同时，各国央行扩表将驱动股票估值抬升，看好股票市场表现。
Q：对于美元，你们的观点是什么？
A：我们预计美元将持续走弱，成为一个偏弱的货币。主要原因是美国存在较大的贸易赤字，需要持续的资金流入来维持美元强势。然而，由于各种扰动和政策不确定性，其他发达国家对美国的资金流入正在减弱，并可能持续这种趋势，因此美元走弱的可能性较大。
Q：对于中国的情况，人民币会如何变化？
A：我们预计人民币会走强，这是由于美元走软以及中国内部政策努力导致的物价改善。此外，全球范围内法定货币相对于实体贬值的趋势可能会推高全球通胀，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此通胀可能是今年资产配置的一个良好方向。
Q：美股和A股今年谁涨得更多？
A：美股和A股都有可能上涨，但具体表现需要考虑风险加权波动率。央行会议提到汇金公司发挥类平准基金的作用，这可能会影响两者的表现。美股在某些时间段可能会比A股涨得更多，但在波动率方面，考虑到A股的稳定性，A股的性价比可能会更高。
Q：对于金属类资产，比如贵金属和一些基础金属，您怎么看？
A：我比较看好贵金属和基础金属的表现，尤其是金价上涨时，其他稀有金属也会随之上涨，其中白银将有更大的弹性表现。此外，全球南方国家工业化进程加速，带动基建和工业化需求增加，这将对金属消耗产生积极影响，延续今年的普涨局面。
Q：全球失衡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A：过去40年的全球化本质上形成了全球失衡的局面，即部分经济体出现大规模贸易顺差，而另一些经济体则出现逆差。这种局面是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结果，特别是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进入现代牙买加体系，使得全球失衡成为可能。
Q：全球失衡背后的特征性是什么？支持全球化和全球失衡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A：全球失衡的特征性在于拥有国际支付工具（如美元）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可以无限创造国际货币，使得逆差国能够无限度地购买顺差国的商品和服务。这一点在1971年之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并不成立。关键因素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有能力无限量地创造美元并作为国际支付工具，这支撑了现代国际贸易体系和全球失衡现象。
Q：当前中美贸易逆差情况如何？
A：虽然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占比已从19年的接近100%降至目前约20%，但美国仍是中国最重要的外需来源，中美之间的关系并未因贸易摩擦而变松，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紧密，只是更多通过第三国转口贸易间接联系起来。
Q：美国如何通过美元在全球创造顺差并获取铸币税？
A：美国通过发行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换取商品和服务及其它国家的储备资产，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顺差，这种顺差本质上是美国向全球收取的铸币税。
Q：美元在全球大循环中的衰落是否会受到外部挑战？美元全球大循环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A：美元全球大循环的衰落主要来自美国自身，而不是外部挑战。尽管至今美元仍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和外汇市场交易货币，但存在5种可能挑战美元地位的可能性，如重回金本位、特别提款权SDR、超主权国际货币、多种主权货币共同居中地位或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等。在未来十年内，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仍将持续，美元中心地位还将保持。美元全球大循环衰落的原因在于美国自身，表现为产业空心化和国内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美元出口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主要集中在富裕阶层和金融资本家手中，普通工人的收入占比下降，企业利润占比上升，这导致了美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并可能引发国家衰落。
Q：美国面对全球化挑战有哪些应对策略？
A：美国面对全球化挑战有上策、中策和下策。上策是通过国内政策调整，比如放弃美元霸权和推进共同富裕政策；中策是在无法解决内因的情况下，采取逆全球化措施，减少从他国进口，增加国内储蓄；下策是在逆全球化道路上持续衰落，而这需要其国内经济结构转型配合。
Q：人民币国际化在当前形势下的目标应是什么？
A：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不应是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因为那样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更应关注维护现有的贸易稳定，并通过扩大内需来降低对外需的依赖，同时关注美国是否会因逆全球化举措导致国内经济问题以及其外需形势对中国的影响。
Q：在疫情后时代，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A：人民币国际化在后疫情时代取得了显著成就，具体体现在全球支付货币排名、全球贸易融资排名等方面创历史新高。根据swift的数据，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排名有所提升，并且在2022年至2024年间，人民币跨境贷款和离岸香港人民币贷款业务呈现放量增长趋势。此外，熊猫债券（在岸人民币标价债券）和点心债券（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债券）的发行也显示出积极进展。
Q：当前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外部环境变化是什么？
A：当前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环境变化主要来自美国，包括特朗普新政对美元主导地位造成的冲击，以及4月2日后美国股债汇三杀事件引发的资本外流和市场恐慌。美元汇率在经历一系列波动后逐渐企稳，这背后反映出海外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风险对冲行为，尤其是在高利率环境下，投资者更倾向于使用低利率货币进行融资，从而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Q：数字货币的发展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何影响？
A：数字货币的发展对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产生助力作用。例如，美国积极推动稳定币的发展，而欧洲央行虽然最初计划推出央行数字货币，但随着美国稳定币的兴起，其路线出现反复。中国已决定走央行数字货币的道路，并在私营部门数字支付体系方面表现出强大竞争力。这将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尤其是在与公共部门的央行数字货币和私营部门发达的数字支付体系相结合的情况下。
Q：未来美元汇率走势如何可能影响人民币国际化？
A：未来美元汇率走势将受到两个因素驱动：一方面，美国提高关税可以缩减经常项目逆差，减少全球美元供给，导致海外投资者为获取美元付出更高成本，对人民币国际化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特朗普新政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会重复出现，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可能受事件驱动波动，但从长期看，美元总体呈现走弱趋势，这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
Q：阿根廷是否使用了人民币来维持其经常账户支付？CIPS在全球推广的情况如何？
A：是的，2023年阿根廷使用了人民币来维持其经常账户的支付。我们的CIPS作为人民币支付系统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海外清算行实践不断深入，并且无需参与BIS国际清算银行的货币桥项目，例如在香港已经成功毕业并留下宝贵经验。
Q：有哪些因素对人民币国际化有推动作用？
A：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包括俄乌战争导致俄罗斯与多个国家在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海外对中国资产的印象发生变化，中国股市被认为是美国AI泡沫的对冲产品；以及地缘政治变化带来的挑战，使市场意识到拥有足够市场份额（可能10%至15%）的人民币能提供足够的力量以避免被欺负，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使用人民币结算。
Q：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美国的霸主地位？
A：美国不会轻易放弃霸主地位，但在中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时，我们应采取务实态度，不建议完全取代美元成为霸主，而是寻求在全球市场上占据足够份额，让其他国家愿意接受和使用人民币结算。
Q：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哪些挑战？
A：面临的挑战包括做好自己，成为一个金融和经济强国；同时应对外部挑战，如地缘政治变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面临数字货币稳定币挑战时，决定推动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还是依托私营部门的支付平台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进入海外市场。
Q：关于未来美元兑人民币的预测是怎样的？
A：根据前面几位嘉宾的观点，尽管大家普遍认为美元走弱，但实际走势各异。对于2026年和2027年的美元兑人民币预测，目前讨论仍在进行中，没有给出具体数值。不过，多数人认为随着美国财政问题、债务高企以及经济管理模式的影响，美元汇率存在贬值压力，但同时也受到其他货币如欧元等的相对汇率影响，并且人民币升值空间短期内可能存在，但长期来看仍需回归基本面。
Q：美国可能会有几次降息，以及这对其对人民币的影响是什么？
A：我们认为美国可能会有三次降息，不同于市场普遍预期的1到2次。如果美国真的降息三次，将对人民币构成明显支撑，使其能够走到6.8左右。
Q：您是否认为美元霸权地位将发生变化，以及相关预测来源是什么？
A：我阅读的一本书中提到，预测十年内美元在全球货币储备中的占比可能会从当前的58%降到30%到40%，这是目前为止最大胆的一个预测。这本书是Kenny Rog FMF首席经济学家在今年年初出版的《Our Dollar and Your Problem》。
Q：为什么这个关于美元霸权地位下降的预测值得重视？
A：因为书中作者准确预测了许多重大问题，包括2020年中国房地产见顶等事件，因此他对美元霸权已经到达顶峰这一观点具有较高可信度。
Q：在讨论美元走势时，大家通常关注哪些因素？您认为还有什么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吗？
A：大部分讨论基于GDP、政策和利率差，但可能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目前仍是全球吸引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尽管中国对外投资量较大，但在吸引外资方面远不及美国和欧洲。
Q：对于4月份中美领导人会晤后可能达成的汇率调整与投资限制减少的协议，您怎么看？
A：我有一个猜测，即双方可能会达成这样的共识。美国也希望人民币升值，若中国做出某些汇率升值方面的承诺，有助于达成贸易协议。
Q：您认为中国经济在2026年出现reflation（工资和物价同步上涨）的可能性有多大？
A：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现状和CPI、PPI回升情况，2026年出现持续性reflation的可能性不大，中国经济仍处于民生需求改善阶段，不太可能采取大幅升值措施。
Q：美元指数回落的原因有哪些？
A：美元指数回落的原因包括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美联储连续降息、人民币国际化冲击美元支付份额，以及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导致市场对其信用产生质疑。
Q：您对未来人民币汇率有何预测？
A：预计2026年人民币将升值，破7后可能进一步升至6.8甚至更低，中枢预测在6.8左右。从长期来看，随着美元全球占比的下滑，人民币会有更多升值机会。
Q：这种预测背后的直观理解是什么？
A：直观来说，由于中国巨大的出口顺差，未来不可能一直保持巨额盈余不变，汇率调整将起到收敛作用。模型预测是基于不平衡后需要调整，并设想每年3%的升值速度，十年后能回到一个平衡状态。
Q：闪博士，你能否简要阐述一下你们的预测模型中关于汇率预测的原理？
A：我们基于对美元的观察和整个外汇策略师体系的系统性预测，在模型中考虑了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估贬情况。目前模型显示美元大约是15%高估，人民币则大约是25%低估。我们预测中存在一个长期趋势，即人民币缓慢升值以实现经济平衡。
Q：如果人民币每年升值3%，对出口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A：升值3%确实会对出口商造成一定压力，但正如日本的例子所示，随着产品高质量发展，出口商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会降低，因此一年3%的升值幅度是可以接受和 manageable的。
Q：对未来货币体系有何展望？
A：美元储备体系目前一枝独秀，但面临渐进去魅的过程，包括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上升等因素。这可能导致其他经济体转向其他资产，如人民币资产。然而，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考虑其收益率能否吸引长期配置，以及中国经济基本面能否支持这一转变。
Q：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看法如何？
A：过去几年，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尤其是大陆与香港互联互通带来了显著进步，有助于新经济动能发展。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亮点，但要实现更大的地位提升仍需解决诸多经济民生问题。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当前环境下，美元作为避险货币的角色仍较为稳固，新兴市场资产配置更加复杂多元。
Q：在中美关系中，为什么美国暂时离不开中国进行产业链硬脱钩？
A：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产业链方面的竞争力大幅提升，美国无法承受100%多的关税以及中国对稀土掌控力的影响。所以，中美关系目前存在一个锚碇，即使关系紧张，两国间的经贸联系也无法轻易割舍。
Q：我们能否设想一些更好的方向，比如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开放和服务业等领域？
A：我更关注的是中国不仅关注美国，还重视与欧洲的经贸关系。美国推行单边关税主义，而欧洲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也提出反对意见。现在中国提出科技引领发展的同时兼顾消费，预计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将针对此制定详细的十五规划，这将对中美关系和中国与欧洲的地缘政治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Q：您对未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展望如何？
A：未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将呈现多极化趋势，美元、欧元、人民币将是主要的三大巨头。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虽然起步相对较稳，但可以适当加快步伐，在确保可控的情况下建立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以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提升金融安全性。
Q：对于未来五年或十年，您如何看待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结算比例？
A：目前人民币结算比例约为4%，预计未来会逐渐上升到10%以上，超过日元和英镑，进入前三大支付货币的可能性很大。
Q：对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观点，您怎么看？
A：吴昕茹教授的研究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显著低估，而我倾向于认为人民币并未被低估。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整体而言是积极的，但升值需保持温和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吸引外资流入，同时避免大幅波动影响出口企业的竞争力。
